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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上的中国广播电视媒体合作历程

2017-08-11 文章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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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南林 蔡尚伟

  虽然“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才首次提出,但是中国广播电视媒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媒体却早已开展着多项合作,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广播方面,最早的合作是1950年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前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台交换文艺广播节目。在电视方面,最早的合作是从人员技术培训开始的。1953年,中央广播事业局派遣了章之俭等十名技术人员远赴捷克斯洛伐克学习电视技术。这十名技术人员于1956年5月学成回国,并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电合作,共同研制黑白电视设备。此后,在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重视和有关单位的配合下,北京电视台(今中央电视台)于1958年5月1日试播,9月2日正式播出。同年10月上海电视台成立,同年12月哈尔滨电视台成立。1959年到1961年前后,天津、广东、吉林、辽宁、陕西、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云南等地也相继建立电视台。1961年底,全国已建立电视台、实验台、和转播台26座。[1](p.249)由于电视台的陆续创办,中国媒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就增加了许多电视媒体的身影。总的来说,虽然由于世界各国竞争与合作格局不断演变,沿线国家经济相对落后、社会不稳定、政策限制、媒体欠发达等原因,广电媒体合作呈现相对曲折的情况,但是随着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改变外交观念,改革经济、文化体制等,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的媒体合作还是呈现合作范围逐渐扩大,合作方式逐渐增加,合作成效逐渐显现的趋势。另外,随着“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提出,中国广电媒体也在不断开辟合作新方向,基于此,合作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合作的曲折开展期(1950-1978年)

  (一)中国广电媒体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与沿线国家媒体开始合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德国、意大利、日本三个帝国主义因二战分崩离析,英国、法国两大强国的力量严重削弱无暇顾及中国,而高居霸主地位的美国全球战略重点虽然在欧洲,但是先后在中国台湾、朝鲜、越南布置了三条针对中国的战线,并采用种种手段威胁、遏制新中国。[2](p.5)休养生息的苏联、东欧国家以及广大亚非拉国家虽然有着各自的困难,但对中国还是采取了比较友好的态度。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新中国奉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等政策,因此中国广电媒体也主要是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合作。195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播同行交换了文艺广播节目。这是中国广电媒体开展国际合作的开始。1953年5月7日,中国在布拉格同捷克斯洛伐克正式签订了中国同外国的第一个广播合作协定——《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广播合作协定》。此后,中国陆续同当前所说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了广播合作协定。这些广播合作协定推动了双方媒体开始合作。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苏联执行霸权主义政策,中国奉行“反苏反美”和加强同第三世界团结与合作的政策,中国广电媒体与第三世界的合作也开展起来。到1966年,中国广播电视媒体先后同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尼亚、苏联、阿尔巴尼亚、蒙古、朝鲜、越南、印度尼西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当前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媒体开展着交换节目、异地采访等方面的合作。

  (二)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媒体合作因中苏关系恶化、“文革”影响而受挫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分歧加剧,两国关系开始恶化。1960年7月,苏联在一个月之内撤走了在华工作的全部1390名专家,撕毁了两国签订的343份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大幅度减少成套设备和关键部件的供应。給中国的建设事业和科研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中苏关系公开破裂。[3](p.216)中国广电媒体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媒体的合作也因中苏关系的恶化乃至中断而受到严重影响。表1也显示,从1960到1971年,中国没有与苏联及东欧的国家签订一个媒体合作的相关协定。另外,自1966年5月“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开始,中国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广电媒体在“文化大革命”错误思想影响下与他国的合作也受到严重影响。比如,1966年到1971年之间,中国几乎中断了同20个国家签订的合作协定或合同,广播电视界无一人出国访问。虽然在文革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依然向个别国家寄送相关作品,但是因指导思想的偏差,合作效果极差。以当时的北京电视台为例,“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电视台的出国片工作在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林彪、“四人帮”的控制下,奉行所谓“以我为主”、宣传对象“以左派为主”的错误方针,出现了宣传“以我为中心”“打到一切”的极左思想和自吹自擂、强加于人的严重情况,解说词里常常使用一些空洞的政治口号和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对外寄送节目,不看对象,不问国情,一律寄送大量的宣传“文化大革命”的电视新闻片,致使有些国家接受不了,将原片退回;有个别国家不仅拒收,甚至提出抗议。[4](p.80)

  (三)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部分国家媒体围绕签订的合作协定等重新合作

  这一时期,虽然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但中国政府、管理单位以及媒体等还是与沿线部分国家签订了利于双方持续合作的广播电视合作协定、协议等。这标志着我国广播电视界与外国广播电视机构之间的合作有了较大的、富有成果的发展。中外广播电视合作协定的主要内容是节目交换、在双方国庆时举办专题庆祝节目、广播电视和代表团互相访问等。[5](p.1044)

表1:1953年到1978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合作协定、协议一览表①

  中国广播电视媒体与沿线部分国家的媒体围绕着上述签订的各项合作协议,开展着播出新闻专辑、采访、交换节目等各项合作。以当时的北京电视台为例,该台不定期地播出了苏联中央电视台、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波兰电视台、匈牙利电视台、罗马尼亚电视台、保加利亚电视台等通过航空邮递来的《苏联新闻》《捷克斯洛伐克新闻》《波兰新闻》《匈牙利新闻》《罗马尼亚新闻》《保加利亚新闻》等外国新闻专辑,以及少量的专题报道片和歌舞片,同时也向协议国家寄送各种艺术性的电视、电影,电视剧本,京剧、歌剧片段等。1961年,北京电视台开始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即埃及电视台)交换电视节目,1964年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中央电视台交换电视节目等。北京电视台派出记者赴缅甸、老挝、罗马尼亚等国采访,拍摄了一批反映这些国家人民生活和斗争的电视纪录片;1963年11月10-20日,北京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出报道组采访在雅加达举行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这也是北京电视台第一次派记者到国外报道体育活动。[6](p.1089)同时,中国广电媒体与各国之间代表团互访等合作也逐渐开展。比如1954年7月6日-9月5日,以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温济泽为团长的中国第一个大型广播代表团一行18人访问团访问了苏联;1961年5月9日-27日,以苏联国家电视委员会主席卡夫坦诺夫为团长的广播电视代表团也访问了中国。[7](p.1088)进入70年代中期,虽然文革的影响依然存在,但是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的合作还是围绕着签订的协议等开展着。尤其是在76年拨乱反正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以下简称中央三台)等广电媒体也逐渐开始与文革前合作的相关媒体重新合作,同时也开始与此前从未合作过的国家的媒体开展合作。总的来说,虽然中国媒体本时期与沿线各国媒体的合作还是属于比较浅层次的,但也为未来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二、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合作的恢复开展期(1979-1992年)

  (一)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媒体在中国外交策略及国际形势变化中恢复合作

  1978年12月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对外改革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会后,中国的外交战略、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都有的新变化。中国的外交战略从“一条线”“一大片”向“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部分参与国际社会”的转变,对中国广电媒体与世界各国媒体的合作都有新的指导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广电媒体与世界各国媒体合作的范围总体上扩大了,也逐渐恢复了同苏联及东欧国家广播电视界中断了近20年的交往。另外,以1989年东欧剧变到1991年年底世界上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解体为标志,延续四十多年的冷战格局结束了,因美苏争霸而长期存在的世界大战危险也基本消失了,国际局势进一步趋向和平。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进入改革开放第二阶段的中国对外方针政策和总体外交部署也有了新的变化。由于以“稳定周边,开展睦邻外交,团结第三世界,打破西方制裁”方针为指导,以中国与老挝、蒙古、印尼、新加坡、越南等国关系正常化为背景,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尤其是与第三世界国家媒体在业务合作方面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当时,中国广播电视以友好访问、业务交流、经贸活动等各种形式出国访问的团组主要是前往周边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即今天“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国家。

  (二)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因经济与文化领域变化而获得合作实效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都发生了许多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带来了新闻传播领域的变化。在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8家中央新闻单位试行企业管理的报告之后,这8家媒体逐渐开展广告等经营活动。1979年也被称为了中国广告“元年”。80年代中期,国家对新闻单位全面实施“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各种媒体开始多种经营或成立公司。此后,中国广电媒体与部分国家媒体的合作也逐渐出现了在经营、管理方面的谈判现象,为后来的多样化合作提供了基础。另外,随着中国逐渐开放,同世界各国签订的利于新闻、出版、科技、教育、体育、旅游等方面的合作文化协定更多。因此,中国广电媒体与世界各国媒体合作更加频繁,其国际合作的道路也逐渐体现出来。总的来说,中国广电媒体不仅增加了合作国家、扩大了合作范围,还深化了合作深度,提高了合作能力,更讲究合作实效,比如中央电视台1986年与巴基斯坦合拍了电视剧《路之情》和《纽带》,获得了观众良好的口碑;1990年与泰国正大集团开始联合制作的大型栏目《正大综艺》,更是成为了当时最红火的综艺栏目。

  (三)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围绕着新增的合作协议等开展多项合作

  中国围绕着外交政策的变化与沿线国家签订的广播电视合作的相关协议、协定等数量有所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到1992年,中国广播电视部、中央三台等同巴基斯坦、土耳其、塞浦路斯、科威特、印度、埃及、匈牙利、伊朗、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利亚、蒙古、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朝鲜、越南、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沿线国家至少签订了33个关于双方广播电视合作的相关协定、协议、备忘录、会谈纪要等②。其中,1984年,中国同土耳其、塞浦路斯第一次签订广播电视合作协定;1985年,中国同印度、伊朗、埃及第一次签订广播电视合作协定。还值得一提的是,仅1992年,中国与各国签订的八个广播电视合作协议中,7个均是与当前“一带一路”国家签订的。围绕着这些新增或者重新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国媒体逐渐恢复与沿线国家媒体异地采访、交换节目等方面的合作,比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1982年前往柬埔寨进行战地采访,1986年与菲律宾、土耳其、泰国、伊朗、埃及等交换了节目;中央电视台1984年与罗马尼亚、朝鲜等国家电视台交换了节目。同时,中国广电媒体还与匈牙利、埃及、马来西亚等国的媒体进行了人员交流、技术培训、高层互访等方面的多项合作。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都有序开展,但是中国与柬埔寨、阿富汗、伊拉克、朝鲜等国的媒体也因为柬埔寨问题、阿富汗问题、中东局势问题、两伊战争问题、朝鲜问题等而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三、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合作的稳步发展期(1993-2012年)

  (一)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的媒体因中国进入“国际社会”而增加合作

  面对苏联、东欧这一大片国家都采用资本主义制度,美国“资本的扩张”“军事的扩张”“高科技的扩张”“文化、价值观的扩张”“新闻传媒的扩张”以及世界大多数国家主张建立一个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外交政策从“部分参与国际社会”转向到了“全面参与国际社会”“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国际社会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大国”。仅1996年,中国参与各种全球性和地区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是美国的70%、印度的80%、世界均值的180%,中国参与的数量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数字。到90年代中期,中国相对其发展程度而言参与程度已经较高,从几乎没有参与发展到参加数量接近发达国家和世界其他大国的水平。这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国际社会”。[8]到90年代后期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WTO,中国广电媒体面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言论以及西方国家传媒实施战略东移在亚洲实施“卫星电视大战”等传播实践,积极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媒体合作,传播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媒体与发达国家媒体合作就开展得较为频繁,而与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合作则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以中央电视台为例,这一时期,中央电视台与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都开展着较为广泛的合作,但是直到1993年,中央电视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没有设立一个记者站,2003年也仅在泰国、俄罗斯、印度、埃及四个国家设立了4个记者站。不过,这样的情况在加强中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背景下很快得到了改善。到2012年中央电视台分别在阿联酋、俄罗斯、希腊、塞尔维亚、波兰、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越南、缅甸、约旦、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卡塔尔、格鲁吉亚、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沿线28个国家设立了30个记者站。同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在增加媒体合作。另外,由中国内地、香港和境外的优秀电视频道组成的长城平台和由新华社主办的新华电视与前述国家的媒体也逐渐开展合作并迅速增加合作力度。

  (二)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在中国体制改革背景下开展广泛合作

  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以及2003 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部署了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经济已经完全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中国也出台了诸如《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相关意见、规定。中国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为广播影视媒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更为广泛的合作提供了机遇。

  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影响的中国广电媒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媒体合作有了更为广泛的合作。一方面是合作的形式更加广泛。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例,该台围绕让中国媒体“走出去”,将境外媒体“请进来”的目标,2012年,不仅在中外媒体跨境联合采访上大获成功,还在本土化、公司化合作模式上有所突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不仅在老挝万象、柬埔寨金边等地方通过自建方式设立制作室与当地媒体合作制作本土化节目,还继续采用公司化模式与海外公司合作完成了阿富汗喀布尔调频台、吉尔吉斯纳伦调频台、尼泊尔加德满都调频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调频台、土耳其11城市调频台等整频率落地项目。另一方面,合作的主体更加广泛。除了中央级媒体之外,云南、广西、内蒙、新疆、黑龙江、广东、上海、北京、重庆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广电媒体也与沿线国家媒体开展着广泛合作。比如,2000年广西电视台等单位与越南国家电视台联合摄制了4集电视剧《诱人的沙糕》,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2004年云南电视与东盟有关国家合作开辟了《看东盟》,非常典型地凸显了中国省级电视台在政治与电视的双重空间掘进的行为状态,[9]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相互了解;2009年内蒙古蒙古语卫视频道“娜荷芽”栏目赴蒙古国与蒙古国国家电视台合作拍摄了《活泼可爱的苏伦嘎儿童》《喜欢读书的孩子们》《小骑手的故事》《夏令营的孩子们》《神奇的动画制作》等五期节目,每期20分钟,反映了蒙古国孩子们的学习生活环境及追求、爱好。[10](p.600) 2012年,新疆电视台外宣中心柯尔克孜语斯拉夫文《今日中国》节目与吉尔吉斯斯坦ELTR广播电视公司柯尔克孜语电视频道合作,每天在当地时间16:30-17:30时段播出。

  (三)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在部分国家情况欠佳下开展多样化合作

  就沿线国家的情况而言,首先,部分国家在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欠佳,比如,据世界银行数据,塔吉克斯坦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到2012年,塔吉克斯坦46.7%的人口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每日生活费用低于2美元;塔吉克斯坦全国平均月工资水平为110美元,最低仅为17美元。还有老挝、缅甸、孟加拉国、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斯里兰卡、摩尔多瓦、乌克兰、阿富汗、巴基斯坦、埃及等众多国家的经济也相对欠发达。其次,部分国家的社会稳定性较差。这主要表现在部分国家还经历着包括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在内的战争问题,包括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在内的三股势力斗争,以及毒品泛滥、贪污腐败等现象。这些情况导致部分国家的社会安全局势十分堪忧。再次,部分国家对国外广电媒体有限制,比如,马来西亚《投资法》禁止外资进入广播电视等。最后,部分国家的广电媒体还相对欠发达,比如格鲁吉亚,直到1999年才第一次通过卫星向全国发送节目,还时常中断;[11]比如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就只有一家国家电视或称国营电视,一家公共电视,15家商业电视或独家媒体。总而言之,无论是从经济状况还是从政治影响上来讲,吉尔吉斯斯坦的媒体都是贫穷的[12]。

  虽然沿线部分国家情况如此,但是中国媒体与沿线国家的媒体还是开展着多样化的合作。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的媒体不仅签署或续签了比上一时期更多的合作协定、协议、备忘录等,还围绕双方签订的相关协议、协定、备忘录,陆续开展着交换节目、节目落地、节目制作、异地采访、联合拍片、联合举办活动、人员交流、高层互访、聘用外籍专家等传统合作,以及资本、产业、经营、管理、新技术运用等多种多样的合作。在技术方面,中国广电媒体在不断采用采、编、播、录、传等方面的新型技术提高自身能力之后,也与“一带一路”媒体欠发达的地方开展了技术层面的合作。除了中央三台等中央级媒体对欠发达媒体做技术支持之外,云南等地的媒体也参与了技术层面的合作。比如,2012年,云南电视台全资控股的国有企业——云南无线数字电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采用中国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建设老挝、柬埔寨等的数字电视项目。另外,除了技术层面,广西的广电媒体一直与泰国、印度、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卡塔尔、希腊等国的媒体开展着多种多样的合作,比如,2011年1月南宁电视台、越南国家数字电视台、马来西亚家娱电视台、泰国中文电视台联合举办了《春天的旋律2011》四台直播跨国春晚。2012年,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北部湾之声先后与越南广宁高平省的广播电视台、缅甸国家广播电视台在交换节目、互派人员学习等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与越南广宁广播电视台联合办中越双语期刊《荷花》杂志。广西电视台国际频道和越南国家电视台联合制作了大型晚会《中越电视桥.友谊之约》。而新疆的广电媒体则一直保持着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中亚五国的媒体密切合作。

  四、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合作迎来战略机遇期(2013年——)

  (一)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辟合作新方向

  2013年,“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TP)作为新的经济战略得到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响应。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一带一路”主要涉及了亚洲43国,中东欧16国,独联体4国,非洲1国,共64个国家,以及中国重点区域如新疆、内蒙、青海、甘肃、宁夏、陕西、黑龙江、吉林、辽宁等西北、东北地区,广西、云南、西藏等西南地区,浙江、福建、上海、天津、香港、澳门等沿海和港澳台地区,重庆、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地区。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了媒体合作在民心相通方面的重要性。2016年1月出版的《“一带一路”年度报告:从愿景到行动(2016)》中也强调了媒体角色不可少。事实上,围绕“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的合作早已在开辟新的合作方向,比如2014年,总局启动了“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并拟定了“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中国影视剧本土化语言译配”“丝绸之路国家大型媒体品牌活动”“丝绸之路影视精品创作”和“沿边境省区广播影视走出去”等5个类别的17个项目,从而与沿线国家的媒体开辟了合作新方向。

  (二)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利用论坛、合作基础等继续开展新合作

  中国广电媒体利用一些广播电视媒体合作论坛以及已有的广播电视媒体合作基础等不仅强化了地方媒体作为重要合作主体参与媒体合作的力度,还充分围绕着“一带一路”开展新合作。比如宁夏等地的广电媒体利用2013年在银川顺利举行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广播电视合作论坛”与阿曼、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卡塔尔、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继续开展着交换节目、异地采访、联合举办活动等方面的合作。同时,围绕着“一带一路”,广西、云南等地的广电媒体抓住曾经与柬埔寨、越南、缅甸、老挝、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度等国家的媒体曾有的合作基础,继续开展新的合作,比如,2014年,云南广播电视台旗下云视传媒集团与缅甸影视管理局第一次合拍了电视连续剧《舞乐传奇》;广西人民台与柬埔寨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电视台共建了《中国剧场》。而新疆等地广电媒体则抓住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曾有的合作基础积极开展联合采访、联合拍摄、技术交流、举办活动等方面的合作。此外,中国与俄罗斯2015年12月19日中俄媒体合作年开幕活动以及2016年3月俄罗斯组建的“中俄媒体合作年”组委会则为内蒙、辽宁、黑龙江、吉林等地的广电媒体与俄罗斯媒体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三)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抓住年度执行计划等进行新一轮的合作

  一直以来,中国广电媒体与沿线国家媒体的合作都与中国政府与各国签订的文化协定、年度执行计划、备忘录等密切相关。随着“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提出与逐渐开展,中国与沿线国家签订的文化协定、年度执行计划等都围绕着“一带一路”提出了新的合作思路。中国与沿线国家签订的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2014年至2017年执行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以色列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2015至2019年度执行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泰王国文化部2015年至2017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中埃两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2015—2018年执计划》等上百个相关执行计划都提到了将加强双方在广播电视媒体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基于此,中国广电媒体围绕这些年度执行计划与沿线国家媒体也进行着诸如举办电视周、联合举办活动、联合拍摄或制作等新一轮的合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3月28日至3月31日,习近平主席作为中国与捷克建交67年来第一个前往访问的国家主席,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进行新一轮的合作有着重要意义。借助这样的机会,中国广电媒体与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黑山、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马其顿等国家媒体的合作也将上一个新的台阶。总的来说,中国只有继续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媒体合作才能让沿线国家在彼此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开展更为顺畅的经贸旅游、文化交流等合作,从而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成为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全球局势风云变幻。

  注释:

  ①资料整理自《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8)》,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

  ②数据来自于对1986年到1993年的《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的统计。

  参考文献:

  [1]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通史[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2]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赵化勇.中央电视台发展史(1958-1997)[M].中国广播出版社,2008.

  [5]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6)[M].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1986.

  [6][7]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8)[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

  [8]江忆恩.中国参与国际体制的思考[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7).

  [9]蔡尚伟.《看东盟》的电视政治学阐释[J].中国电视,2004(9).

  [10]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13)[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社,2014.

  [11]许小平.论格鲁吉亚的大众传媒环境[J],科学经济社会,2004(1).

  [12]赵永华.穷媒体、无序民主与国家动荡——解析吉尔吉斯斯坦政变中的传媒之争[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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